纽卡斯尔的龙旗舰队：中国水兵埋骨他乡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黄海大东沟海面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受伤起火的中国旗舰正遭到四艘敌舰的聚攻。千钧一发之时，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致远”突然开足马力，加速向日舰主力“吉野”冲去。此时的致远弹药将罄，重伤侧倾，弹痕累累的船体大火蔓延，撞击成了这艘军舰最后的攻敌手段。距离越来越近，致远中弹越来越多，舰体愈加倾斜，随着一声巨响，舷侧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浓烟之中，致远在距吉野几百米的地方一头扎入海中……战场上的每个人都明白——北洋海军大势已去！

距今整整120年前，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一诞生就排名世界海军第六。然而，它的命运却如此短暂。到1894年兵败黄海，全部生命总共只有六个年头。在19 世纪中后期东亚格局风云变幻的年代，甲午大战可以看作是日本从一个小国崛起为20世纪东亚大国的重要里程碑，而中国却因甲午之败在衰落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致远和吉野间惊心动魄的对决是这场海战的转折点。但是，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较量，早在数十年前，就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泰恩河畔拉开了序幕。

英国纽卡斯尔的秋天总是阴云密布，只有泰恩河上的阵阵秋风偶尔会拨开云层，让几缕阳光投射在圣约翰公墓里。墓园角落里，两座老墓碑比邻相依，一人高的黑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醒目的汉字：“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闽县陈成魁之墓”，“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候官县陈受富之墓”。而不远处，一块刻有日文的方尖碑孤独地耸立在墓地教堂的转角：“故海军中主计从七位深町多计三之墓” 。

几年前，我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学习 。一天，我随手翻到一本讲述当地造船业的书籍，无意间发现了19世纪的纽卡斯尔为北洋海军制造军舰的历史。我开始寻找一切有关纽卡斯尔和北洋海军的记录，希望能找到百多年前那支龙旗舰队的蛛丝马迹。

查找中我发现，曾有前来接船的中国水兵因病殉职，就埋葬在当地的圣约翰墓园。曾经分属两个亚洲敌国的海军人员为什么会长眠于同一座异国的墓园？这后面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我决定探寻古墓背后的谜团。

几经辗转，通过纽卡斯尔图书馆我联系到了当地航海历史学家理查德·E 凯斯。从他那里得知，除了墓碑尚存的两位，还有三位中国水兵葬在这里，只不过他们的墓碑早已倒伏。凯斯先生特意提供了多年前墓碑未倒时他拍的照片。照片显示这三位是：来自安徽庐州府庐江县的顾世忠，来自山东登州府荣成县的袁培福以及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的连金源。那块方尖碑则属于1885年日本巡洋舰“浪速”号上的一位出纳员，同一块墓园里还埋葬着日舰“吉野”的水手，他们也是来纽卡接收军舰期间去世的。

站在圣约翰墓园的小山顶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埃尔斯威克河岸。大片的住宅区和办公楼在泰恩河水的波光映衬下显得恬静而安详，街道上行人寥寥，车辆稀少。很难相信，这片河岸百多年前竟是工业家阿姆斯特朗爵士军工帝国的中心地带。这里曾经工厂密布、船坞林立，是一个烟尘蔽日，机器轰鸣的工业重镇、造船中心。19世纪后半叶，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了门户的中国和日本都曾向这位军火巨头购买蒸汽军舰。日后在甲午风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日战舰，许多都出自泰恩河畔的船台。凯斯先生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黄海大战中，双方都拥有泰恩河畔下水的军舰，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泰恩河战舰之间的战斗。”

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国的旧式水师在西洋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当时，林则徐等人就提出要兴建一支能与列强海军相抗衡的新式海军。清朝最初全部雇用英国人组建“阿思本”舰队，却因为无法“权自我操”而中途夭折。此后十余年洋务运动中造船工业虽有小成，却因体制局限和技术瓶颈时时难产。1874年，日本犯台寻衅，大清朝野上下仍苦无防御之策，遂决议筹建北洋、南洋两支外海舰队，大举向海外购舰。这其中泰恩战舰占了很大比重，到1881 年底，中国各水师已耗资近150万两白银，陆续从纽卡斯尔订购了12艘蚊炮船。

虽说海军终于建立，但满朝文武对需要何种军舰仍然懵懵懂懂。蚊炮船船小炮大，不能远洋作战，其水炮台设计“ 只可用于守港”，这对于帆樯蔽日的英国海军来说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辅助舰艇，但对于需要防御万里海疆的中国就显得力不从心。走了大段的弯路，付出了巨额的学费，大清帝国直到购买了碰撞巡洋舰“超勇”和“扬威”，才拥有了可以出洋作战、与外国坚船利炮一较长短的大型军舰。超勇和扬威在中国被称为“快碰船”，其独特的设计理念是以撞角撞击敌舰为主要作战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超勇和扬威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力装置和大口径火炮。它们仅有1500多吨排水量的娇小船体内，不但装备了两座配备六座锅炉的卧式往复式蒸汽机，还紧凑地安装了两门大口径巨炮。超勇、扬威下水时航速高达16节，几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所有巡洋舰；而其19英寸口径巨炮可以在3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作为北洋海军拥有的第一批大型军舰，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里埋葬的中国水兵顾世忠和袁培福去世于光绪七年（1881），他们是随接舰部队在纽卡斯尔等待接收超、扬二舰期间病逝的。

1881年清政府派员赴英接收超勇、扬威，在中国海军史上是件意义非凡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海上力量自郑和下西洋以来第一次进行洲际远航。在一批受过英式教育的军官带领下，中国海军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似乎也取得了良好的公关效果。据当时记载：“经行各国，均鸣炮致贺，以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也”。

为了等候超、扬二舰试车下水，中国官兵在纽卡斯尔逗留了将近八个月。正史中关于他们这期间的记载十分稀少。幸而当时随行出国的文官池仲祐留下一本《西行日记》，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部分情况。池仲祐出身书香世家，因为父亲有弟子与英美各国牧师交往而得闻西学，入李鸿章幕府，奉派跟随接舰团赴英。

通晓英语的池仲祐很快就交上了英国朋友，经常在友人的陪同下四处访问。这个年轻官员对正处在工业革命风头浪尖的英国十分好奇，总是详细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参观煤矿就亲自动手采煤，撰写介绍矿山技术的《矿说》、《采煤说略》；参观阿姆斯特朗的兵工厂，就记录该厂的规模、技术特点和发展历史。他对阿厂除了制炮本业，还能“兼造压水力机器，轮船机器，并铁浮桥船坞”的大工业场面尤其印象深刻。

这期间正值火车发明者乔治· 史蒂芬逊百岁诞辰，纽卡斯尔市政府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应邀出席。席间林泰曾以英语致词，谓史蒂芬逊创立火车，美利几遍各国，“我中国他日用之大获其利，则中国之幸，亦诸君之幸也”。他的演讲内容得体，英语音调纯正令英国听众大为倾倒，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全文转载。林泰曾是林则徐的从孙，是洋务派名校福建船政学堂最早的学生之一。从他的演讲之中，不难看出当时洋务派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富强中国的殷切之情。

1881年8月3日，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抵达纽卡斯尔，亲手将一面长方形的黄底青龙旗升上桅杆，超、扬二舰正式交付使用。这是清朝第一次将龙旗当作国旗使用。从此，北洋龙旗不但代表着北洋海军也代表着大清帝国。

当超、扬起航踏上归途的时候， 池仲祐最后一次前往圣约翰墓地凭吊，他面对袁、顾墓碑“周视良久，为之慨然”。一些当地游人见状聚拢过来，询问他是否在墓上栽花，十几年后又该如何辨别这些坟墓。池仲祐无言以对，他的朋友玛其梨当即许诺为中国水手栽花，以志纪念。当我前往墓地寻找中国水兵遗迹的时候，玛其梨小姐当年栽的花草已不知几度枯荣，踪迹难寻。袁、顾的墓碑也已没于荒草。但想必1887年前来接收致远级巡洋舰的中国人曾看到那些花儿，因为时隔五年又有三位中国水兵下葬于此。1886年6月，来自中国的水兵连金源、陈受富、陈成魁相继病逝于纽卡斯尔医院，遗体由管带叶祖率领水兵按照中国风俗，下葬于圣约翰墓园。

谈起这批中国人，凯斯先生说：“纽卡斯尔作为19世纪的世界造船中心，接待过来自五湖四海的接船水手。然而接收致远和靖远的中国接船队伍却引起了本地人格外的好奇心。”

根据记载，当时带队军官一身中式对襟丝绸官服，但袖口上却按照西方规矩饰有数量不等的金边以示级别。水兵们头裹包头巾，腰扎宽带，衣袖上却佩戴带着类似西方海军的衣花。匠役的标识更是让西方人感叹东方人的智慧，管油的画个油壶，升火的画把铁铲，铁匠带着铁砧，鱼雷匠则扛着一条鲤鱼。至于那些随行的文官则一身灿烂的绸袍顶戴。而且无论官兵，每个人背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这样奇装异服的队伍想不引人注目也难。

当时的报纸留下了许多这类有趣的报道，《纽卡斯尔日报》的一篇文章甚至将中国官兵赴泰恩剧院看戏的“盛况”描写得比那场戏剧本身更加精彩。报道者对全体中国军官在进门时投递大红拜帖的行动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折扇也成了讨论的对象，“对英国人来说军人使用折扇甚为不妥，而一些（中国）军官要么没有意识到这种效果，要么对此毫不在乎。他们悠闲地使用折扇，堪比上流社会的淑女”。这位英报记者显然不懂什么叫“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儒将风度。

1886年12月14日，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举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军舰下水仪式。船台上看不见衣着艳丽的名媛淑女，只有身着礼服的船厂代表和一群长袍马褂，梳着辫子的东方人。装饰着双龙戏珠图案的观礼台上赫然写着两个斗大的汉字——“靖远”。更令人惊奇的是战舰下水之际，船台上并没有按照西方惯例响起欢快的铜管乐，取而代之的是河岸边隆隆的礼炮。

致远这一级军舰大量采用了当时的最新设计和科技。其装备的210毫米火炮采用了德国克虏伯制造的炮管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制造的炮架，射击速度大大超过普通的克虏伯舰炮。而配备的蒸汽机提供了5500马力的骄人动力和18节的傲人航速。英国《陆海军公报》的一位记者写道：“中国舰队这两艘巡洋舰的某些新颖设计已经超过了我们自己的任何军舰。就它们的速度而言，我们最快的巡洋舰也望尘莫及……”

靖远和致远两舰下水后，从德国伏尔锵造船厂购买的另外两艘铁甲舰“经远”和“来远”也来到英国，与两艘泰恩河战舰会合于朴茨茅斯，一起启程回国。这些新式巡洋舰的加入使中国海军实力大增，标志着中国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

1888年9月30日，《北洋海军章程》提交朝廷，三日后 获准颁行，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真正促成北洋海军成立的契机，是清政府的两次“海防大筹议”，而这无一不与日本有关。1874年，日本吞并琉球，进犯台湾。清朝意识到“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遂向阿姆斯特朗厂订购超勇等战舰。超、扬回国后不久，1884年中法爆发马江之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标杆福建船政局损失惨重，而此时的北洋水师却因为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染指朝鲜而不得不北上戒备。腹背受敌的危机使清廷上下大为惊骇，终于认识到建设海军的重要，愤怒的光绪帝发布上谕：“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随即建立了海军事务衙门，开始进一步向西方国家外购军舰。“致远”和“靖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添购的。

北洋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船26艘。当时人们将北洋主力战船的船名编成两句顺口溜：“七镇八远一大康，超勇扬威捎操江”。“七镇”中的六镇指的就是1875年到1881年间，陆续从纽卡斯尔订购的六艘以“镇”字开头的蚊炮船。超勇和扬威是1881年下水于泰恩河畔的两艘撞击巡洋舰。而“八远”中的致远和靖远则是1887年购买的新式穹甲巡洋舰，是北洋海军中航速与射速最快的主力舰。

我从纽卡斯尔档案馆中获得的一张泰恩河船厂的造船清单显示，十几年的时间里，从“镇”字号蚊炮艇到超勇级快碰船再到致远级巡洋舰，中国始终紧跟当时海军科技的最新技术潮流。长久以来，人们对北洋的军舰性能落后颇多诟病，但实际上以19世纪的军舰标准来看，这些泰恩战舰几乎都是当时同类军舰中具有里程碑地位的“高科技”战船。

整整120年前的1888年， 飘扬的龙旗下，几乎集中了当时东亚技术最先进的军舰，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将领。这支海军甫一出世，就被时人推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但是它的命运却如流星般迅忽。

舰队尚在襁褓之时，似乎就闪烁着不祥的预兆。按照西方惯例，靖远下水后的典礼上需要演奏国歌，然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并没有法定的国歌，因此最终演奏的国歌竟然是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

如果说1888年刚刚诞生的北洋海军是当仁不让的帝国骄子，那么此时的大清朝廷似乎就是一位睡眼惺松的糊涂妈妈。考查史料我们发现，此后直至六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再未向外国购买一舰，甚至舰上武备的更新也十分稀少。1891年，黄海鼙鼓已隐约可闻，掌管钱粮的户部却以经费紧张为由要求南北洋海军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这种让后人扼腕叹惜的转变正是来自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们。

1885年中法马江海战刚刚结束不久，皇帝“大治海军为主”的上谕言犹在耳，大清朝廷的关注焦点，就已经从帝国千疮百孔的漫长海疆，转移到了北京柳绿荷香的三海。根据北洋研究者姜鸣统计， 1885年到1895年十年间，为了修建三海工程，总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本应作为国防支柱的海军衙门，俨然成了皇室滥用公款的黑金账户。而等到为了庆祝“糊涂妈妈”慈禧太后的60大寿，兴建颐和园工程之时，皇室不但挪用大量海军军费，掌管海军的醇亲王甚至直接通过李鸿章给各地督抚吹风，要求各地筹款建园。

当时受雇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不禁感叹：“恐怕今日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然而，这位糊涂妈妈天朝上国的美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气势汹汹的近邻日本，已经找上门来。中日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隔海相望的日本同样也在为如何解决生存危机而挣扎。

1853年，大清咸丰五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用舰炮强行逼迫锁国已久的日本开放门户。随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8月，英国借口英国人查尔斯· 理查德森被萨摩藩杀死，悍然派舰队炮轰鹿儿岛市，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此举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以“马神甫”在广西被杀为借口炮击广州如出一辙。

中日两国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创立海军。日本筹办海军的举措与中国大致相当，也是从装备舰船、培养海军人才开始。1866年中国建立福建船政学堂，同年，日本在筑地设立了海军讲习所；1867年中国江南制造局创立于上海，同年，日本横须贺制铁所成立。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收缴各藩军舰，组建统一海军，之后开始购船造舰。1868年中国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战船“恬吉”， 八年之后日本第一艘国产军舰“清辉”下水。向国外订购军舰，日本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海军强国。有趣的是，中国最先向英国购买的阿思本舰队中的旗舰“ 江苏号”，在舰队拍卖时被日本萨摩藩辗转买走，改名“春日”成为藩主的座舰。1870年日本政府收缴各藩军舰，1269吨的“春日”舰因其规模较大，成为日本海军中的主力之一。

我在英国查找北洋海军线索时，也总能发现日本海军的身影。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因座落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而得名。19世纪末，中日两国都曾有留学生在此学习海军。

1877年到1889年间，北洋海军从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拔75名学生分三批赴欧洲学习，其中毕业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者22人。这批人日后大都成为北洋舰队中的重要将领。其中靖远管带叶祖，就是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叶祖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塾师家庭，1867年，由于家庭负担重，放弃科举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一路成绩优秀，1877年春作为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进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毕业。1878年8月派赴英国海军“索来克伯林”号装甲战列舰与英国王太子同舰实习、“芬昔勃尔”号巡洋舰实习，三年期满后回国。

同时期，日本也有很多留学生在英国学习，而且人数大大超过中国。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颇感担忧地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见者二十人，皆能英语。”此时的郭嵩焘已经看出日本海军的峥嵘初露，预感到中国在这场变革中的缓慢与滞后。

日本早在1870年就确立了海军留学制度。在这支留学大军中甚至包括许多皇室成员，朝彦亲王的15个侄子中有13个被送往国外留学，而原本已经出家为僧的东伏见宫嘉彰亲王，为了留学英国还俗从军。其他留学生则从幕末舰艇军官和海军兵学校中选拔，许多人都出身武士家庭，并在幕末的大乱中亲身经历了与英法等国的冲突，真刀真枪地参加过倒幕内战。这些人学成后多成为海军中的高级官员，明治时代日本海军元帅及少将以上将领中许多都曾有过留学欧美的经历。

而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那里，我得到一张格林尼治海军学院1882年到1883年度的成绩单。程教授在英国海事博物馆的档案中发现了列有中国学生李鼎新、陈兆艺和日本学生伊集院五郎名字的成绩单。从单子上看，李鼎新成绩排名第8、伊集院五郎排名第12，而陈兆艺排名第14。到甲午战争时，李鼎新为“定远”副管驾，陈兆艺仅做到练习舰“威远”的操练大副，而伊集院五郎已经身为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一、二局局长，日后更成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元帅。

日本留英学生中还出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日后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倒幕战争中，东乡在萨摩海军“春日”号上服役，参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船之间的阿波冲海战。1871年东乡接到命令赴英学习。他到英国时根本无法进入格林尼治，只得前往朴茨茅斯进入泰晤士船员训练学院，在皇家海军老旧的伍斯特号木帆船上实习。那个时代，很多西方人将日本留学生当成中国人。东乡的同学们戏称他为“中国人强尼”。他的老师亨德森·史密斯船长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武士不喜欢这种称呼”，很多次他不得不用拳头解决问题。

1881年清廷向阿姆斯特朗厂订购超勇等战舰，面对这些当时的先进军舰，日本大受刺激。1883年日本海军将中国正式确立为假想敌，开始时不断以清军为目标实施扩张计划。1884年日本从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浪速级巡洋舰以增强同中国抗衡的实力。大量能干的日方人员、造船技师和工程师监督了这艘船的建造进程。1885年3月18日浪速下水，《纽卡斯尔日报》记录：阿姆斯特朗夫人在船首砸碎了一瓶香槟。

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我到了威海。这座海滨小城，在甲午战争中成为两国海军最后的海上战场。在一家名叫三国演义的餐厅，我和北洋海军研究会会长陈悦夫妇讨论起了19世纪末中、日、英三国海军的故事。“在19世纪，中日海军对外购舰活动几乎呈现出一种互为刺激，你追我赶的局面。日本第一艘取消风帆的全蒸汽动力钢制军舰筑紫和超勇、扬威是同一级军舰，而吉野和致远有传承关系。” 陈悦说。

泰恩河畔，中日两支海军的历史也因此交织在一起，并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博弈之中。纽卡斯尔的船台上，中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几乎是此升彼降。

我手中那张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船厂清单上，日本战舰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筑紫、浪速、高千穗……1892年泰恩河畔迎来了另一群日本海军，他们是为接收吉野而来。吉野号防护巡洋舰由英国著名造舰专家瓦茨爵士设计，排水量4100吨，最高时速高达23节，装备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最近研发的速射炮。从浪速到吉野，日本海军不断扩军备战，总计新添海军吨位17799吨，已经不声不响地迎头赶上北洋海军的规模。

吉野交付之后，阿姆斯特朗公司曾向中国推销待售的另一艘同型巡洋舰。该舰无论排水量还是武器装备都优于吉野。然而，此时户部和海军衙门忙着为慈禧太后60大寿筹集款项，已经停止购舰。

叶祖从格林尼治毕业的那一年，年轻的东乡也结束了自己七年的留英生涯，即将跟随日本向英国定购的第一艘铁甲舰“扶桑”号一起回国。“扶桑”回国的仪式上，受邀致辞的中国驻英使节借祝贺日本海军新船下水之机，表达了中日两国“除非作为盟友，绝不互发一弹”的希望 。然而，坐在听众席里的东乡却似乎对此并无同感。16年后正是他指挥纽卡斯尔建造的浪速开炮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第一个燃起了甲午海战的战火。

1894年9月17日，中日舰队主力终于在黄海狭路相逢，泰恩河战舰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蒸汽军舰之间的对决持续了五个小时，以日本舰队率先撤出战场告终。然而，北洋舰队也遭受重创，三艘泰恩河下水的军舰，超勇、扬威、致远全部葬身海底。

海战中，无防护的超、扬在装备有大量速射炮的吉野、高千穗、浪速等舰的猛烈炮击下燃起大火，这两艘特意为撞击战术而设计制造的“飞毛腿”碰撞巡洋舰，还未使用过自己引以为傲的锋利撞角就沉没于黄海怒涛之中。它们虽然在海战中表现出了超常的勇敢，但却未能扬威海上。在海军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停滞不前只有被动挨打。

致远在旗舰被围攻失去指挥能力之时，毅然升旗领军。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致远多处起火，舰体倾斜。为了掩护正在与大火搏斗的旗舰，致远最终选择了同归于尽的撞击战术，但最终在距敌舰吉野只有几百米的距离爆炸沉没。致远的姊妹舰靖远，是黄海大战中唯一幸免于难的英制军舰，但“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靖远舰长叶祖在致远沉没后，升起指挥旗接替指挥舰队的任务，整队再战，一直苦撑到日本联合舰队因天晚撤离战场。

靖远最后的归宿在刘公岛。1895年2月8日，日军对躲避在威海卫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残部进行轮番攻击。高悬提督旗的靖远舰遭到集中炮击。靖远舰被敌炮击中要害，“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场面极其惨烈。为免军舰落入敌手，靖远舰第二天（10日）自爆沉没。随着舰队主力战舰逐一沉没，陆上炮台相继失守，北洋舰队已成瓮中之鳖。1895年2月12日，另一艘纽卡斯尔生产的镇北号蚊炮艇，高挂白旗向日本投降。17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北洋残余的泰恩河军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边、镇中和剩下的济远、平远、广丙等十余艘军舰都为日本所俘获。

我向陈悦提起凯斯先生所说的甲午海战是一场“泰恩河战舰之间的战斗”——同为英国制造，为什么日本的浪速、吉野打败了致远、扬威？陈悦更愿意把中日英制战船的关系比作四世同堂的关系，“按照建造时间，超勇，扬威是祖父辈，浪速是父辈，致远是子辈，吉野是孙辈。”北洋确实曾为亚洲第一舰队，但只是1888年的第一舰队。北洋成军时正逢世界海军科技大变革的时代，不思与时俱进，至甲午之时，“已是孙子打爷爷的局面了”。甲午海战时，虽然北洋舰队在吨位上依然高于日本，但是其亚洲第一的排名却早已名不副实。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主力战舰的技术差距，几乎相差十年。这段时间里，世界海军技术在大口径速射炮、高速舰船、无烟火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些新科技都出现在1885年至1894年间，其在海战中的效能，都在甲午海战中得到了体现。以速射炮为例，日清两军在甲午前夕，速射炮比率已达192 ：27。据日本战史记载，海战中，定、镇、来、靖四舰分别中弹195、220、225和110发之多。无怪乎战后日本鉴于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的出色表现，要授予制造者威廉·阿姆斯特朗以勋二等旭日章的奖励。

根据陈悦的研究，在弹药方面中日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日本不但装备发射后不会产生浓烟的装包棉火药，还秘密使用了一种自己研制的弹头装药——苦味酸炸药作填充药。使用这种装药的炮弹性能惊人，炮弹极为灵敏，即便碰到绳索都能引发爆炸，爆炸后不仅会产生冲击波和破片，还会产生温度极高的火焰和有毒黄烟。火焰会像汽油一样四处流动。”

除了军事技术层面的问题，北洋海军在后勤和管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蒸汽舰船时代，燃煤直接影响战斗力。然而就是这个煤的问题一直是北洋提督丁汝昌的心头大患，”北洋研究者孙建军说。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燃煤供应数量不足，战备用煤屡催不至，而且舰队用煤质量也得不到保证。陈悦补充说：“劣质煤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妨碍了军舰的锅炉。”北洋的泰恩舰船出厂时的航速都算是同类军舰中的佼佼者，然而及至甲午海战时除了致远和靖远因为舰龄尚小还能保持18节左右的航速，北洋其余各舰只能维持在14至15节之间，甚至更慢。

不仅如此，北洋的日常维护也很成问题，据记载很多北洋军舰一放炮，船帮上铁锈直落。陈悦不无遗憾地说：“这也不能完全怪北洋官兵的保养不力。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就没有二线舰队，而它的巡航任务非常繁重，每年需从北起海参崴、南到新加坡，沿中国海岸线来回巡航。而且到甲午海战时，有些舰船，如早期的超、扬，舰龄已过十年，基本是要淘汰的军舰。”

这场惨烈的海战结束了，分属中日两国的泰恩河战舰各自得到了不同的命运。北洋被俘的“泰恩河战舰”随后被编入日本舰队，“镇中”与“镇边”两舰甚至还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日军派赴大沽口，执行巡逻任务。而这场大战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95年4月17日，战败的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赔付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先后从中国获得了2.3亿两白银，中国的经济和刚刚起步的洋务运动陷于崩溃，而日本却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振兴经济，完成军事现代化。就是从1896年到1906年这段时间中国和日本的国运迅速拉开了距离。

纽卡斯尔泰恩河畔的船台上一艘接一艘地生产着悬挂太阳旗的军舰——浅间、常磐、初濑、八岛、富士……它们吨位更庞大，技术更先进。甲午海战仅仅11年后的1906年4月，又一批日本海军官兵来到纽卡斯尔接收即将下水的战舰鹿岛。鹿岛号是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日本帝国海军建造的最后一艘战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日本已经不需要其他国家为它制造军舰。日升之国现在已经有能力自己建造战船。折戟沉沙的中国海军也曾设法亡羊补牢。

泰恩河畔先后又有几艘中国军舰下水 。1911年10月23日，纽卡斯尔云淡风轻，清朝驻英特命全权公使刘玉麟的女儿将一瓶香槟砸碎在巡洋舰“肇和”的船首，一面醒目的黄龙旗徐徐升上桅杆。然而，这却是纽卡斯尔升起的最后一面龙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风起云涌的革命之中，距“肇和”下水仅仅13天之前，武汉三镇的革命军已经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肇和”归国之时 ，大清帝国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