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许多大中城市。为了把敌人长期作为统治据点的城市改造为人民的城市,城市管理就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新问题。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决定在解放之初,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以便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势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实行军事管制的城市,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那么,军管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军管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刚解放的城市,问题堆积如山,急需军队进行管理和控制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许多城市相继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我军相继解放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大多是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破坏,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此外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害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进行金融投机活动,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还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和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分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名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一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陈云领导的沈阳军管,提供了完整接管大城市的经验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今后“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
中共中央对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 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